朱文旭：彝缅语研究动态与有关问题
西南民族的研究涉及历史、语言、文化各个方面。近年不定期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西南民族语言文化课程。自己也在民族历史、语言、文化方面感兴趣的东西进行了一些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语言和历史文化是一个整体。研究语言离不开历史文化；同样研究历史也离不开语言。
一般学术界早就注意到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的重要关系。在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上，必须具备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基础知识非常重要。研究民族语言如果对民族社会历史文化不了解的话，一是很难深入，二是会出现失误或者错误的东西。中央民族大学校著名教授马学良先生的研究涉及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马学良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云南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在调查收集语言材料的同时收集民俗、宗教方面的材料。他说在云南彝族地区调查语言文化时翻译彝文文献中深感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知识的重要性。甚至有时翻译中还涉及植物、动物、医药等。他早些年给我们上课时反复强调，要在学好语言学的基础上多学一些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的知识。搞民族语言学首先应该了解该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非常重要。有人说“研究民族起源与历史而不考虑到语言，那就等于在森林里闭着眼睛寻找道路”（阿巴耶夫《语言史和民族史》，载《民族问题译丛》1957年第12期）。
搞历史和文化的人不懂语言学常识的话，就会出现对历史上的人名、地名、物名等训诂上的错误。世人都知道的何新《诸神的起源》（三联书店出版社1986年）出版后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批评。
清代中叶以前学风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所以“泥古” 学风盛行。清代中叶以后有一批学者大胆地站出来对古人的有些东西表示怀疑，出现 “疑古” 学风，并涌现了一些著名的音韵学家。清代学者王念孙之子王引之所写的全文仅千余字的众口称颂的佳作《终众》一文，推翻了前人的结论。没有大胆的猜测就没有重大的发现。一方面要敢于怀疑前人的有些结论又要做钩沉索隐的求证工作。但绝不能盲目猜疑。
有关西南民族语言的研究，经过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不断探索和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目前只是停留在对语言现状认识的基础上。除了个别文章对彝语支语言语音系统的辅音声母、元音、声调进行构拟以外，目前还没有系统介绍彝语支语言语音关系、语法关系的著作和教科书。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瞎子摸象”。
清代著名学者黄侃“穷尽”精神给自己约定不到五十不写书。以为读古人书光阴尚嫌不足，何必匆匆忙于著书论说。五十之后，再搞著述以为未晚。殊不料黄氏刚及知天命之年五十岁之年即谢世。他虽然生前没有发表文章，但他批注过的有关音韵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却被世人所肯定，其贡献可以说成为一家之言即黄侃“十九纽”。
在研究和考证有些民族文化有关问题时应该进行“纵横”即纵为历时现象，横为共时现象比较，同时利用不同学科知识进行论证比较研究。这样可以理顺一些看似不相关实际有内在联系的东西。在阅读有关的文献资料的同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有人进行了研究，研究的情况如何，哪些地方还没有人对其进行研究。同时也可以利用假期回家乡的机会进行社会调查收集各个方面的材料为研究工作做准备工作。如果发现了一些前人所没有注意到或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同时进行论证研究，要有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和突破。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客观地反映民族的社会历史进程，反映民族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特征。所谓文化，它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合。包涵民族精神文化和民族物质文化。中国文化的早期含义主要指文治与教化。西汉刘向《说苑》：“凡武之兴， 为不服也。籍文化以教，弗改加诛。”现代“文化”的概念，早期是从日本传入的。英文叫Coulture. 德文叫 Kultur，据说都是源于拉丁文的 Cultera.意为耕作。黑格尔在《人类史的哲学的理念》中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文化史的体系。而真正奠定“文化”定义的则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他在《原始文化》一 书中给“文化”做了如下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在广义民族学的意义上，是一个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性的复合全体。”综上所述，可以说“文化”表示整个人类在文明化进程中所获得的一切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概称。
在科学研究方法上和态度上，应该 推行“中西合璧”的思维理念。借鉴和学习国外学者的态度和精神。东方和西方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中国文化是封闭型的“围墙文化”，小到家庭的围墙，大到国家的万里长城都是用围墙封闭起来。连中国汉字大都是像围墙式四方型方块字。大家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无所谓儒家，百家争鸣。春秋战国以后儒家独尊。儒家倡导的是方正思想文化。早期的甲骨文圆形字到了春秋战国以后深受儒家“方正”思想文化的影响人们把它改造成了方形。而西方文化是开放型的“海洋文化”。这种现象可以说表现在社会家庭生活和思想意识各个方面。例如国外家庭所居住的屋子一般不用围墙封闭起来，最多用木栅栏或铁栅栏，好多墙体用的是玻璃墙，讲究透明。在学术研究方法上和态度上，在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西方学者所写的论文一般都是理论方面比较多，而实际的材料比较少。语言材料占百分之三十，理论阐述占占百分之七十。在论文答辩过程中如果大家对他的课题引起很大的争议并且提出很多他一时回答不了的问题，他不仅很高兴而且会笑逐言开地记录下你所提出的问题，甚至单独找你所提出的问题，回去再补充完善他的论文。中国学者则不同，提交的的论文语言材料占百分之七十，理论阐述占占百分之三十。论文材料丰富，稿子相当成熟。但理论阐述相当薄弱。在论文答辩过程中如果大家对他的论文提出很多问题，中国学者就觉得非常没有面子。甚至可能认为故意为难他。有些甚至从此结怨。所以中国学者好多时候都是先说一大堆奉承的话以后才鸡毛蒜皮地提一点问题。
我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西南民族历史文化概论》，可以说所谓概论也只是“瞎子摸象”而已。瞎子摸象的故事很有意思，因为都不清楚“真象”即真相，说象是白的也行，说象是黑的也行，说象是圆的也行，说象是方的也行。瞎子摸象的典故比喻“以偏概全”或“一知半解”的道理。一般探索研究都是在对某方面一知半解的基础上进行的。你只要摸了象总比没有摸的好。清朝学者戴震提倡“空所依旁”，讲治学方法时强调不要依旁前人的成说。也就是要有自己的发现和创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汉藏语语言学界对汉语是SVO型语言还是SOV型语言的论争，使汉藏语专家对语序的认识更为深入，跨语言的对比研究也得以加强。大家观察道：从共时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凡是采用SVO的语言（如汉语），形态标记相对简单；凡是采用SOV的语言（如藏缅语），形态标记相对比较复杂。例如藏缅语动词之后有各种表示时、体、数、祁使、役使、自动、使动、人称、自主、非自主的语法标记。徐通锵先生《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根据白保罗（P.K.本尼迪克特）对汉语和藏缅语同源词的统计，用语言年代学的方法测算，汉语和藏缅语分化的年代距今约40个世纪。根据雅洪托夫的统计测算分化的年代为50多个世纪前。大家从一些藏缅语和汉语语序的有关现象来看，大概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S+O+V型；一种是S+V+O型。藏缅语一般语序为S+O+V型。汉语一般认为S+V+O型为主动句句型，S+O+V型为被动句句型。而汉语句法语序所谓的主动和被动也是今天的人们给出的定义。特别是关于汉语宾语前置问题为什么争论那么大？刘丹青《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在类型学上，汉语是很不典型的SVO语言。它在很多方面倒与SOV有更多共同点。白语作为SVO和SOV并存的语言也是关系从句前置。” （《中国民族语言文学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2004年）汉语宾语前置也有可能是汉语最古老的句法语序。或者是在S+O+V型存在的同时也受其它语言的影响产生了S+V+O型语序。后来可能汉语口语和书面语普遍使用V+O型语序，并且逐渐替代S+O+V型语序。
按一般语言的发展规律来看，亲属语言中最基本最原始的语言结构是语序，包括句法语序和词法语序。从藏缅语的各语言语序来看，基本上都是S+O+V型即所谓的被动句句型；而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语序基本上都是S +V+O型即所谓的主动句句型。
对以上这种现象，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假设，汉藏语原始语序可能是汉语和藏缅语共同的S+O+V型。而古代汉语S+V+O型语序可能受百越语影响形成的。
西汉刘向《说苑》中的《善说》里有一篇记载春秋时代楚令尹鄂君皙在游船上赞赏榜世越人唱歌的生动故事，公元前528年，楚王弟鄂君皙初任令尹，举行了一次舟游盛会以志庆贺。特邀请境内的越人派代表前来赴会。盛会开始，越人敬献越人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越人歌》。有关专家学者把《越人歌》和现代壮侗语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用壮语可以读通。壮语语法与二千年前的《越人歌》差异很小。主、谓、宾、定、状等成分的位置与现代壮侗语相同。根据有关资料，古代和现代壮侗语语序为S+V+O。
古代汉藏语和古代百越语语序比较如下：
古代汉藏语：语序-- S+O+V 词序--O+ V（宾动）：
古代百越语：语序-- S+V+O 词序--V+O （动宾）：
有的语言学家从语言地理类型学角度说汉语O+V型和V+O型语序这种现象与农耕（农耕民型语言）和游牧（牧畜民型语言）文化有关。我们认为这种推测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但这种说法或者说推论距离语言现象的根源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实际上农耕和畜牧文化对语言某种成分肯定有一定的影响，但对有些内部深层即原始形态的东西影响不会很大。
我国藏缅语一般情况：1、语种数量较多。有的语言有丰富的复辅音、声调不发达、语法形态富。语言内部发展不平衡。有的发展较快，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而有的语言发展较慢，还保留着某些比较古老的语言特点。例如彝语支有些语言语法方面发展较快，在语序比较固定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大量的虚词。羌语支语言则保留了比较多的范畴。2、语言关系复杂。3、有文字、文献的语言比较少。
语言特点 藏缅语族诸语言之间，除了存在一定数量的同源词外，在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相互间的亲属关系。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和词汇上，语法上的差异较小。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语言学者通过调查又发现了一些新语言，如木雅语、多续语、尔苏语等，但其性质和地位有待进一步确定。在国外，属于藏缅语族的语言有缅甸语、卢舍依语、列普查语、阿博尔语、姆鲁语等。已消亡的西夏语（10~12世纪中国党项族使用的语言）也属这一语族，它与彝语支比较接近。
大家知道，藏缅语中动词有很丰富的形态即语法范畴。现代汉语句子中有很多辅助主要动词的助动词。这些助动词有的可能与自动和使动有关，有的可能与主动和被动有关。有人曾经撰文古代汉语可能有动词形态。后来演化脱落或分化为助动词、被动词等（吴安其《与亲属语相近的上古汉语的使动形态》，《民族语文》1996年6期）。汉语S+O+V句型应该是原始汉藏语一种比较古老的句法语序。而汉语S+V+O句型也许是受百越语影响的一种句法语序。因为在藏缅语中的白语也在汉语影响下后期产生了S+V+O句法语序。有人认为语序发生变异与动词的形态变化消失有关系。在白语中动词对语序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动词的体貌特征。表示一般状态的动作的句子，一般只能用S+V+O语序。此类句子的共同特点是谓语动词之后没有结构助词和时态助词等成分。表示动作完成体的句子一般只使用S+O+V或O+S+V语序。白语中宾语在谓语动词和时态助词之后的现象很可能是受汉语影响发展起来的，一般只限于借自汉语的某些时态助词。动词带双音节时态助词时，不能用S+V+O语序，只能用S+O+V语序。动词前如有表示程度的副词，则可以自由使用三种语序（王锋《试论白语的三种基本语序》《中国民族语言文学研究论集》（第四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2004）。
学术无禁区,很多重大问题的发现都是在人们大胆地探索以后发现的。牛顿说“没有大胆的猜测就没有伟大的发现。”胆子不大发现不了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任何学术问题都是以证据来说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你提出的论点要有充分的证据来论证你的论点，才能说服大家。特别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它是要流传后世的东西。所以一般学者对有些问题的探讨都是三思而后行，不轻易发表看法就是这个道理。
有关学者也指出，构拟原始共同语，应该排除由于接触而带来的干扰因素。研究语言的分类，离不开社会历史。有人说汉藏语和印欧语有同源关系，只要注意一下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就不会去做这种劳而无获的事情。
关于汉藏语系语言的分类问题。综合国内外学者的分类情况来看，一种意见是汉藏语系语言包括汉语、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一种意见是汉藏语系语言只有汉语、藏缅语族。而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划归澳台语系。
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语言学家白保罗（P . K Benedict. 保罗•本尼迪克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汉藏语只包括汉语和藏缅语族。而壮侗语族、苗瑶语族与汉藏语没有同源关系只有接触关系。对于长期奉行“汉藏壮侗苗瑶语言同源假说”的中国语言学界引起震动极大。白保罗1972年在其专著《汉藏语概论》中提出与众不同的分类标准和意见。把苗瑶语族和台语族归入澳台语系，把台语族改称加岱语族。他的分类标准和意见是以一个语言为中心就像地震中心，其他各语言或语言群成发射状向四周扩散。
本尼迪克特把苗瑶语囊括到他的澳——泰语系中。后来到了1990年他发表了《日——澳——泰语》该语系扩大涵盖了日语在内。法国Laurent SagartL沙加尔1990年在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上宣读《汉语南岛语同源论》的报导，提出汉语与澳台语有发生学关系，南开大学邢公畹先生在《民族语文》1991年第三期上发表《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L•沙加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证》；赞同沙加尔观点。潘悟云《汉藏语、南亚语和南岛语——一个更大的语言联盟》（《云南民族语文》1995年第1、3期）、郑张尚芳、倪大白等人著文支持“华澳语系”的假说。
彝缅语是20世纪末学术界提出来的一个语言系属问题。1991年8月在四川凉山西昌正式召开“国际彝缅语学术讨论会”。但直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彝缅语语族或语支的名称。争议归争议，彝缅语一般还是归在藏缅语族里。因为重新组合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目前还是维持现状。关于藏缅语族语言识别中在语支的划分和个别语言的归属上存在比较大的争议。藏缅语族语言的系属分类情况由于情况比较复杂，所以系属分类研究一向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至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一些因素：一、语种数量多。二、语言发展不平衡。三、语言关系复杂。四、划分标准不一。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彝语支语言有彝语、纳西语、傈僳语、拉祜语、哈尼语、基诺语、怒苏语、土家语、白语。主要分布在中国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国外的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使用人口约1000多万。
彝语支语言系属问题争论最多的是白语、土家语、纳西语。有关学者根据在语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彝缅语族”或“彝缅语团”的观点。认为在整个汉藏语中彝缅语相同相近的成分多、相似特点多，应该归为一族。国外例如Bobert Shafer谢飞《缅语和彝语之间的连环》（1938年）、Burling伯令《原始彝缅语》（1967年）、Matisoff. J. A马提索夫《拉祜语和原始彝缅语》（1969年）、西田龙雄《彝缅语言比较研究中的问题》（1969年）、西田龙雄《彝语缅甸语研究》（1978年）、Bradley. D布莱德雷《纳西语和原始彝缅语》（1977年）、okrand mare奥克兰特《纳西语和原始彝缅语初探》（1974年）、Thurgood. G. W瑟古德《傈僳语和原始彝缅语》（1977年）。国内例如盖兴之《试论缅彝语言的谱系分类》（1982年）。
1. 纳西语西方有的学者认为 , 纳西语与彝缅语相近 , 但不属彝缅语 , 似乎这两者属同一上位语言 ( 布莱德雷 1975) 。我们认为 , 不宜把纳西语排除在彝缅语之外。如上文所提到的 , 纳西语与彝缅语言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语素 , 其比率较缅彝语内部其他语言虽然稍有偏低 , 但它仍然是向着缅彝语的核心 , 而不是背离这个核心。在语音上 , 它与缅彝语其他语言的对应关系 较复杂 , 但仍可归到相关的音类 , 如声调的交错对应 , 有分有合 , 但调类不乱 ( 李永燧1992,1996) 。 在语法上 , 纳西语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 但仍属缅彝语范围。
2. 土家语系属问题。目前有（1）彝语支说；（2）独立语言说；（3）壮侗语言但藏缅化了说（法国拉古柏瑞1887年）。我国学者大都把土家语归入彝语支。也有人认为土家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因为土家语与藏缅语之间的人文居住地理环境相对要远些，而与其它语言的人文地理环境相对近些。实际上是处在汉语、壮侗语、苗瑶语包围之中，可想而知，经过长时期的互相影响和磨合后其语音异化、词汇借用是必然的。由于土家族的居住地接近汉族地区 , 与汉族长期频繁交往 , 受汉语的影响较深 , 因此现在的土家族绝大多数都使用汉语 , 不过在清江流域沿岸大量地名和土家族中流传的古老唱词还保存着土家语词汇。另外在酉水流域和泸溪县的少数村寨 , 约有几十万人会说土家语 , 但多半都兼通汉语。
3. 白语系属问题。目前有（1）有“彝语支说”；（2）独立语言说；（3）汉语方言说；（4）汉语白语混合说；（5）“孟高棉语系语言说”（早年外国人所提）。 白语中有较多的汉语借词 ,汉语对白语的影响较深 ,其与缅彝语同源的较少。 从表层难以看出白语与缅彝语的亲近关系。有学者认为其应属彝语支。
彝缅语多数语言的元音分松紧，如彝、傈僳、哈尼、拉祜、白、景颇、载瓦等语言。元音松紧的差别往往还伴随声调、舌位等方面的一些差别。比较常见的是，在同一元音上紧的比松的调值略短且高，舌位略低。有的语言紧元音后还伴随喉塞音，如拉祜语。各语言的松紧元音同声母和声调的配合也有一些特点。如哈尼语绿春话的紧元音不同送气声母结合，紧元音出现的声调数目比松元音少。在来源方面，有的语言，如彝语、哈尼语、傈僳语等，是由原有的促声韵消失韵尾后使元音变紧，与不带韵尾的松元音形成松紧对立。有的语言，如载瓦语、景颇语等，松紧对立来源于声母的清浊。这两类语言与古藏语（藏文所反映的7世纪藏语语音）对比，前者的松紧元音韵母与舒促韵母对应，后者的松紧元音韵母与清浊声母对立。
彝语支语言的韵母以单元音韵母为主，复合元音韵母不发达。多数语言有少量二合元音韵母，但无三合元音韵母。少量的复合元音韵母主要出现在借词中。
彝语支语言早期的语言材料见于汉文史书中很重要的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有一首《白狼歌》。目前《白狼歌》有不同的说法。一、彝语说；二、纳西语说；三、缅语说；四、嘉戎语说；五、藏语说；普米语说。在研究《白狼歌》的诸多文章中，马学良、戴庆厦《“白狼歌”研究》一文是比较重要的一篇。马学良、戴庆厦二位先生一辈子研究藏缅语族语言和文化，他们运用语言学和民族学知识，通过比较系统地比较研究后说“我们同意彝语说、纳西语说，即认为白狼语同彝语支语言比较接近。”
2001年，正是互联网兴起的年代，彝-人-网团队便确立了构建彝族文化数据库的宏远目标，初心不改，坚持走下去。作者： 朱文旭（1952-）， 男，彝族，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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